宋立又好又快的新常态需要持续改革与创新

宋立：又好又快的新常态需要持续改革与创新

新常态本身的一些客观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新常态的内容主要包含哪些方面？

宋立：我认为，新常态就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些一般性的新特征。我们现在的经济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与过去那个阶段有些不一样的东西。过去是全球化峰值阶段，我们也是劳动力的峰值阶段，出现了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增长。现在进入了新阶段，全球化回潮了，刘易斯拐点到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从高速甚至超高速转入中高速阶段了。其他的变化都与这些相关。　　从目前已有的对新常态的一些解读来看，我认为存在两个重大区别：新常态到底是客观特征还是主观愿望？是现实状态还是理想状态？应该讲，新常态本身是一个客观状态、现实状态，是一些客观特征。当然，我们想在这个阶段通过深化改革，通过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我们的一些愿望和理想。但是，这些是附加在新常态上面的，不是新常态自身必然具有的。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世界上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国家都具有一些普遍的、客观的阶段性特征。从普遍性来看，第一个特征是，从高速甚至超高速转为中高速。90%以上的国家经过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减速，我们也不例外；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　　第二个特征是，结构随之发生变化，表现出这个阶段的结构特征，不一定是“坏结构”变为“好结构”，而是一个阶段的特征变为另一个阶段的特征。从供给与需求结构来看，过去的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或出口，或者说出口的比例相对比较高。这其实也是必然的，过去这个经济高增长阶段，必然就是高投资、高二产、高出口，这是全球化的特征。现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了，投资下来了，消费就会上去，这是一个“跷跷板效应”。同时，二产会下来，三产会上去。城乡和区域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过去是出口导向的，全球化峰值必然是沿海和临港地区的。现在，全球化退潮，沿海地区减速了。同时，消费升级了，人口密集地区就会随之发展起来，如内陆的中心城市等。再加上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很多地方也会发展。从区域的角度来说也是再均衡过程，是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经过“均衡—非均衡—再均衡”的过程。城乡之间过去是城市吸引农村，聚集效应明显，市管县也表现得很明显。现在市基本饱和了，在向外扩散。　　第三个特征是，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新的动力有待形成。具体说就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靠不住了、减弱了，全球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剩，给继续资本深化留下的空间比较小，需要快速跨越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动力上来。这也是“十八大”提出的唯一一个全新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原因。为什么要减速？因为动力机制变了。原有的动力衰落、弱化了，新的动力正在形成之中，而且新的动力还不一定能完全形成，即使完全形成也不一定与原有的动力刚好一样大，所以就减速了。旧动力的减弱是必然事件，新动力的形成是或有事件，否则就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了。　　会有很多拐点出现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怎样的特点？　　宋立：我们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速度的角度讲，到了中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下降了，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下降，并围绕潜在增长率来波动。　　第二，结构方面的变化：需求结构由过去的以投资为主慢慢地变成以消费为主；产业结构从以二产为主或二产比例比较高变成三产比例比较高；区域结构由过去的均衡、非均衡发展变成均衡发展；社会结构由过去的以农村为主变成以城市为主。我们的城市化率是53.73%，意味着我们已经从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变成以工人为主的社会了，未来将会从以工人为主的社会变成以市民为主的社会，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三，更加积极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战略。我们的经济会由过去的更多依靠资源(人力、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推动，变成由科技创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来推动。但这不是必然的，需要我们的主观努力才能做到。在资源环境方面，我们会更加自觉、主动地形成保护意识，“牺牲一点自然环境，换得一点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时候过去了。大家对资源的节约意识也养成了，对环境的要求提高了，希望重新得到青山绿水。　　第四，对外方面可能从过去的“商品走出去”——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变成“资本走出去”，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经济新格局的显著特征。　　同时会有很多拐点出现：诸如投资的比例可能会到达最高，然后往下走。二产的理论比例可能会到达最高，然后往下走。　　客观、全面地认识新常态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新常态？　　宋立：要比较客观、全面地去认识新常态，不能理想主义色彩太浓，认为过去有好多问题，未来实现了新常态就什么问题都没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习近平总书记讲“新常态、平常心”，我认为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的特征，不是一个主观愿望；是一个现实状态，不是一个理想状态。不可以附加我们过多的主观愿望，给它承载它不该有的东西。平常心我理解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去掉“把速度再搞上去”的焦虑感；另一方面也不要认为“GDP是万恶之源、速度是万恶之源”，人为刻意地去压速度，否则会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征。以人打个比方，在青少年时期就是“拔个子”；青壮年时期会长得比较“壮实”；中老年时期不再长了，还可能会出现“啤酒肚”。经济也一样，早期可能会“快而不好”，也会出现诸如青春痘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成熟阶段可能会“好而不快”。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未来的发展阶段要又好又快、又快又好。不要一下子从“快而不好”进入“好而不快”。但做到又好又快，需要持续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我们的改革红利，加快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机制。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新常态还需要新的努力。　　发展政策的变化会比宏观政策的变化更大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增速变化的新常态、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宏观政策的新常态，都新在哪里？　　宋立：第一，经济增速变化的新常态“新”在中高速。并不是说未来必然就是在7%—8%的“走廊”里面，世界经济恢复之后、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的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之后，经济增长仍然有可能超过这个“走廊”。高的时候有可能会超过8%，当然低迷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低于7%。　　第二，结构表现的新常态“新”在消费的比例会上来，三产的比例会稳定地上升，最后形成以消费为主的需求结构和以三产为主的产业结构。区域之间会均衡，过去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人口中心、科技中心、老工业基地等或许会在消费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自主创新驱动下有一个“恢复”式的发展。城乡之间也进入到由农村对城市的聚集变为城市对农村的扩散效应这样的状态。　　第三，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新常态“新”在目标变了。过去潜在增长率在8%以上，调控目标也主要往这个目标上调。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别的一些问题也许会凸显，比如就业。有人认为价格也会下来，我倒不这样认为，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价格问题，过去可能是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比较大，未来可能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相当之大，发达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涨就是因为成本上升的原因。　　我认为发展政策的变化会比宏观政策的变化更大一些。过去我们把增长速度看得比较重，未来可能是把就业、人民的收入、区域之间发展的均衡看得比较重一些，也会给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风险和挑战不可小视　　中国经济时报：新常态下有哪些挑战需要注意？　　宋立：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从高速到中高速，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但减速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是台阶式减速，这种减速方式不好，比如日本；有些是波浪式减速，比如美国。虽然我们波浪式减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减速的过程中也不能排除台阶式减速的可能性和风险。　　第二，原有的动力减弱了，创新的动力能否形成？很多国家在技术引进之后，自主创新效应没有形成，经济就减速了，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动力的形成并不具有必然性，仍然具有风险。　　第三，成本上升，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可能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加总起来，可能会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一系列影响。风险和挑战不可小视。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宋立：首先，调整观念。过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了，我们都是缓慢地、事后去认识并被动适应的。新常态的提出，让我们可以及时、主动、有意识地对我们面临的新阶段的一些特征进行认识。无论企业、政府，还是政策制定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主动地转变来适应。　　从企业来讲，要适应结构调整，从粗放到研发；二产方面要多发展，产业方面要发展服务业；不要在传统产业上铺过多产能，铺老摊子、旧摊子。要改造、提升，发展前瞻性、战略性的产业，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　　政策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既不能再盲目追求高速度，也要防止过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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