遨游书海一顽童

白化文，著名学者，1930年8月27日生，北京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多年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敦煌遗书及文学目录和宗教目录的研究有深厚造诣。

张鹏

早听说白化文先生说话风趣幽默，拿自己“开涮”不遗余力，第一次和他通电话便领教了，只听他用一口京片子在电话里说：“您真是太抬举我了，我可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个北大信息管理系的退休人员，您要来找我聊天没问题，我哪天都有空，但是聊完之后您肯定会失望。”

白先生平生最爱聊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北大典故，一个是读书往事。听说自己被封“北大第一八卦”，他莞尔一笑，意味深长地说：“说出来的都不是八卦，真正的八卦是不能说的。”于是，还是聊读书。

从十岁那年对《聊斋志异》入迷，到年过八旬还在编纂《中华大典》，白化文先生自叹一生“和书结缘”，买书对于他犹如“饥来吃饭困来眠”，而读书使他“悟得传灯第一禅”。混迹于从北平到北京各个时期的书店、图书馆与书摊，白先生60多年的读书生涯，描画出的是一个北京人与书同行的历史印记。

1 老伴把家中的书

按照图书馆学分类

白老的家在西郊一处小区，一层的小院子被改成了阳光房,花木未经修剪恣意生长，一只大猫懒散地卧在花丛间。85岁高龄的白老气定神闲，白眉白须，神情谦和，一双眼睛极有神采。

进到屋中，恍然如同走进了一个小型图书馆，100多平方米的居室，面积不算小，容身之处却不多，到处挤得满满的都是书架和书柜，甚至客厅、过道、卧室也堆满书，这些全是白老这些年积累的藏书，问他有多少册，他摸了半天头却说不出来，于是冲老伴一努嘴：“我们家的书是她管的，这得问她。”

白先生的妻子李鼎霞和他是北大同班同学，两人相伴半世纪有余，退休前一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亏得有这样一位专业人士，白老家中的书才能杂而不乱、井然有序。“我是按照图书馆学的分类来做的，这个书架是历史类，这个是目录学，这边是文学类……一共5000多类，册数就更多了。”虽然没有像真正的图书馆一样在每本书上做标签，但是李鼎霞很自信地说：“目录就在我心里，他随便说出一本什么书，我就能给他找出来。”

白老跑了一辈子图书馆，如今终于不常去了，“我干活需要的图籍，基本上有了，不上图书馆，也能凑合着在家里完成任务。”老先生语气中满是自豪。

一辈子读书写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和书有关。白先生饶有兴致地说起自己名字的典故，“这是我给自己起的一个笔名，谐音"白话文"，寓意就是"姓白的人用化名写的文章"。”当初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白廼桢，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北京人说话带儿化音，叫起来"白廼桢儿"就像"白奶汁儿"，很是不雅。”

白老接着又聊起这名字的趣事，令人忍俊不禁，“一九八三年严打的时候，海淀区有个强奸犯，叫白化文，被抓起来了，大字报糊的满墙都是，我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街坊邻居看我这一把年纪了，给我恢复名誉。后来我去四川，见到当地一个女劳模也叫白化文，这下我的名字可以和大红花联系起来，我又很得意了。”

2 两三年把租书铺的书

全看完了

白老一生和书结缘，还要归功于母亲的熏陶，每次提及母亲，他语气中总是充满敬仰。母亲沈时敏女士曾经留学法国，学习西画和室内装饰等造型艺术，她还是一位才女，会吟诗填词，著有《珠雨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教育方法也属极开明的，据说叫做“道尔顿式教育法”。

“我想她也不确切明白道尔顿到底是什么教育法，只知道要鼓励孩子自由发展天性和兴趣，母亲见我身体欠佳又喜文，便鼓励我多读书，立志读北大中文系或历史系。”这位母亲效仿孟母，把家搬到了翠花胡同8号，就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对门，距离北大红楼不过200米。她时常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到红楼访友，鼓励他旁听北大的课程与讲座，白化文的一生从此和北大结缘。

“当时北大执行蔡元培老校长开门办学的方针，允许各界人士随便旁听，母亲把这叫做"熏习"，就是受北大的熏陶。我常去北大串门，听过很多讲座，有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601668,股吧)讲座，戴望舒先生的《李娃传》研究，俞平伯先生讲”清真词“……读书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了。”

初中一二年级时，白化文就把家里的《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和它们的一些续书、同类书都看得烂熟，没得看了，只好出门去找书。“北京后门桥旁边有个租书铺，快看快换书能省钱。下学后我就去那里租书，一租五本，两三天内看完。这样两三年下来，培养起我快速阅读的能力与爱读书的习惯。我几乎把那间书铺所有的书全看完了，有巴金、鲁迅、丁玲的书，也包括大量的武侠小说、神探小说、言情小说，最流行就是《蜀山剑侠传》、《三剑侠》之类，我甚至连铺子后柜的黄色小说也看了不少。”

说起少年时代这段“乱看书”的经历，白老有独特的体会：“各种各样的书全看，看多了，定会产生免疫力，懂得什么是坏，就不至于跟着学坏。我虽然看了许多坏书，自觉尚未学坏，就是明证。不让青少年接触坏书，老在温室中培育，我看并非良策。”

把租书铺的书看完了，又开始闹“书荒”，这时，白化文的一位亲戚“四舅老爷”给他指了条路，建议他去国立北平图书馆借书看。当少年白化文第一次走进北平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二层的大阅览室，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淡淡的书香和安静的氛围。

初进图书馆，看到交借书单后，馆员送书到座位，还是中学生的白化文觉得受宠若惊。他不太懂这里的规矩，便留心看别人怎么做，很快发现一位三十多岁的矮胖先生每日必到，馆员特为他留有固定座位，将他头天留下或指定第二天要看的书立即交出，节省了不少时间。他又发现这位先生中午到馆里可外卖的食堂买几个烧饼，然后拐到图书馆一层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休息室，用特供的纸杯喝大桶里一拧就流的白开水，一边吃烧饼一边看当日的报纸。白化文跟着这位先生学，在图书馆一待一整天，乐此不疲。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南开大学又见到这位图书馆里的先生，才知道他是戴蕃豫副教授，人称"戴百科"、"活动书柜"，我听过他一次关于"塔"的讲座，涉及知识闻所未闻，丰富之极。”从此之后，图书馆就成了白化文一生去得最多的地方。

3 一生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白老数十年来买书借书无数，然而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两本书，他自认为对自己影响了一生。

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46年3月25日，他用“联币”一万元买下了此生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史记》。

“抗战胜利后，北京一片杂乱景象，当时天安门前千步廊内许多人摆摊，卖各种东西，有不少书摊，摆摊的有琉璃厂、隆福寺旧书店的伙计，也有无业落魄的知识分子。一天，我去闲逛，见一穷困潦倒的面容黄瘦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卖书，有一部顾颉刚、徐文珊两位先生标点分段的"白文本"《史记》，三大册，我好奇，拿起来翻，那位如遇知音，竭力推荐，我看他实在太惨了，八成等米下锅呢，正好身上带着点钱，就买下了。”

16岁时买下的这本《史记》是白化文买的第一部业务书，保留至今，还时时取出来温习。“我立刻就被太史公的文采所吸引，觉得他的行文如长江大河，曲折弯绕却又有一泻千里之势。慢慢觉得，后来的文言文作者都不如他，又都在他的文风笼罩之下，这部书，对我以后学文科起了指明灯一样的决定性作用。”

而另一部影响白化文一生的书是《大众哲学》，确切地说只有“半本”。“我本来对哲学毫无兴趣，觉得太深奥，明白不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一位姓姜的同学家串门，见他家书架上有一本《大众哲学》，取出一看，极为引人入胜，竟放不下了，但他不肯借给我，说是拿出去怕惹事，于是，我在他家看了一晚上。我意识到看不完，就挑要紧的看，此书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部分，我略去前两部分，专看方法论，它从此深刻影响了我看问题的方式方法，我尝试把它运用到生活、学习、工作中去，真是一夕半簿册，胜读十年书。”

白化文和上半部《大众哲学》就这样失之交臂，此后多年竟再未看到过，直到退休之后写回忆录的时候想起这段往事，忽然想找来看看，就到北大图书馆去借，“借来的就是当年看的同一版本，真有如对故人之感，这本书是直行小六号字排印，限于目力，我已经看不了，只好再去找一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排大字印本来补学了。”

4 北大图书馆里的趣事

1951年，白化文终于如母亲所愿，上了北大中文系，从此没事就往北大图书馆里钻，如入宝库，乐不知返。

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善本书是不对学生开放的，阅读需要特别写申请，白化文想看《三言二拍》的原刻本，立即向当时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向达先生提交申请，居然获准进入善本室。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敦煌遗书善本，当时除了敦煌博物馆，北大所藏敦煌遗书最多，尤其是汉文卷子，他立即产生强烈的兴趣。正因为这段读书经历，多年之后，他才能成为国内最早研究敦煌遗书，著书立说的专家，并培养出国内第一个敦煌目录学方向研究生。

在北大图书馆，白化文印象最深的是管理善本室的王锡英先生，“这个王先生可不简单，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王先生正是带着毛主席实习的师傅，我后来看过老北大的工资册，毛主席入馆时月薪8元，他已经挣28元了。”解放初，毛主席特意派车到北大来接王先生到中南海叙旧，此事轰动北大，白化文当时在场，他至今忘不了王锡英先生说的六个字：“那时候没想到。”

白老还自爆“污点”，说起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图书馆发生的一件趣事。那时刚恢复高考，全国统考，语文试卷由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出题，白化文的一个朋友正是出题老师之一。那时候教师家里都没什么书，于是为了出题就到图书馆借书。白话文自诩对这位朋友相当了解，从他借的书中揣测他会出什么题，居然猜中了，以至于“押题”名声远扬。“这下我就出了大名啦，后来我就编了一本《短篇文言文》，每年都印好几十万册呢，那个朋友一直也没发现，哈哈哈哈。后来我也被拉进出题队伍了，出完题后，又怕我漏题，就把我们拉到长白山(603099,股吧)去休养，等考完试再把我们放出来。找不到合适的车，就用公安局的车，邻居误会了，说早就知道老白不是个好东西。”

几经周折，白化文最终来到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买书便有了许多清规戒律。“老先生告诫我，瓜田李下切须防备，例如，不可买卖与收藏1840年以前出版的图籍与稿本；近现代的上了"善本下限"的，个人也不能存留；个人少量买卖自己的书尚可，决不许做书商。老前辈还举出许多他们的前辈和同辈人"栽跟头"的事例，教育我等，至今记忆犹新。”

此后，白化文买书淘书一直遵守此规。“我也属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逛东安市场能拖回一批旧书"的学子，不过限于财力，太贵的也买不起；中年时，常在中国书店内溜达，终因囊中羞涩，只可买点便宜的小书，例如，郭伯恭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考》、《宋四大书考》、《永乐大典考》等几本书，就是这样陆续从书摊上采购来的。及至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有点专款了，腰包有点鼓了，这才慢慢地将需要的业务书配齐。但是，谨守师传，都是1840年以后出版的书。”

说起当年在中国书店花两角钱淘的一本旧书《半农谈电影》，10年前中国书店出价800元收购，白老就乐不可支，“没想到升值这么多，那我这些旧书现在可值不少钱了！”

说起60多年的读书生涯，白老自嘲称：“我是个无能无趣之人，不吸烟、不饮酒、不会下围棋，跳棋和象棋也是40多年没下了，琴棋书画一样也拿不起来，唯有读书已成习惯，每天非得找点书刊看看不可。要说体会，那就是读书兴趣尽可能广泛些，只要读得懂的，手边能找到的，就找来读吧，所以，人家说我是"杂家"，杂 ，确实是杂，却不够什么家。”

白老一直有些遗憾，自己一生未登堂入室追随一位名师、精专一门学问，但也正是因为他看书和兴趣太“杂”，所以才能在鲜有人关注的诸多领域做出成就，如学界评价，在“边缘里头就开出这么多花儿”。 文并摄J024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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