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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尽快对公务员等群体放开二胎

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因应时代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已成广大育龄夫妇关注的焦点，也是人大代表关注的热点。连日来，张育彪、贺优琳、马旭等全国人大代表纷纷提出建议，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计育生育需要调整，我国应该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尤其像广东等沿海发达城市，可以探索试点放开二胎政策。

失独家庭持续增多

“近年来，关于放开二胎准生政策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提出，我国现在老龄化趋势严重。

根据中国老龄办今年2月27日发布的老龄蓝皮书，2012年和2013年是我国第一个老龄人口增长高峰，2012年老龄化水平达到14.3%，2013达到14.8%。无子女老年人和失独老年人开始增多，2012年，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约7.6万个的数量持续增加。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和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现在的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对年轻夫妇面临赡养四个以上老人的压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未来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

迈入低人口增长行列

“关于放宽计生政策允许生二胎的建议我已是第3次向中央提出，虽然在这期间，已陆续放开了双方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但是在计划生育改革层面上幅度还是太小，与解决根本的距离还是太远。”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已经连续第3年提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生二胎的建议。

贺优琳认为，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已经降低到16.6%。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数据估计，中国现在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

据贺优琳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

劳动力人口红利枯竭

如果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贺优琳表示，首先是出现“用工荒”，“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但随着“用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或倒闭或迁至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据专家调查，“用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放开二胎应可以试点

“希望早日放开对公务员群体的二胎政策。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时并不公平，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一些私营企业主也管不到，真正被限制住的，就是那些吃‘皇粮’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家可以处罚、开除，就是不让生第二胎，这样不公平。”贺优琳说，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在小范围的工薪阶层内实行，并不会引起大范围的影响；同时，允许有抚养能力和育人能力的家庭生二胎，可以更大程度上增大社会受教育群体，减少国家的负担，提高社会整体素质。

贺优琳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很多，我们的计生部门站在本位主义角度，眼光短浅。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从未来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思考。

允许二胎严防三胎

根据社会呼声和我国人口结构的现实情况，张育彪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国家认真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尽快允许生育二胎。

张育彪提出，取消“双独可生二胎”、“农村人口可生二胎”等不平等政策，实行“鼓励一胎、允许二胎、严防三胎”的计划生育新政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市自治区相应修改法规，对育龄夫妇，无论其民族、出生、户籍、党籍，一律允许生育二胎。

在鼓励一胎的同时，对自觉只生育一个小孩的独生子女家庭，可通过立法等措施，在工资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优待。同时，高度重视研究失独家庭和无子女老人的养老问题，及早拿出可行对策。

针对计划生育何时调整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也表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的核心是“分类”，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再比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有差别，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很多，我们的计生部门站在本位主义角度，眼光短浅。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从未来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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